公众安全感研究

       广州综合经济实力强，流动人口比重大，使其与其他大都市一样，面临了治安形势的巨大压力。同时，由于广州地处珠三角，毗邻港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特殊的地位使其反映出来的情况和问题，往往具有超前性和示范性。因而，研究广州的治安状况，探讨影响安全感的因素，为改善公众安全感提供参考，这对其他地区也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基于近年“广州社会治安状况公众评价”调查数据，通过分析广州市公众安全感状况，探讨影响安全感的主要因素。

    一、概念及数据说明

       安全感是对遭受侵害的一种预感，是主体对自身安全程度的直接体验和经验判断。由于我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因而采用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安全感的一般理解，它是生活在一个城市中的市民，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是否获得保护的一种判断和感觉。在调查操作上，我们将市民对安全感的评价分为五个层级：安全、比较安全、一般、不太安全、不安全。公众安全感指受访市民表示“安全”、“比较安全”和“一般”的比例之和，它反映的是整个城市的市民安全感状况。

       本文研究采用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02—2007年“广州社会治安状况公众评价调查”数据。“广州社会治安状况公众评价调查”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按各区人口等比方法，随机抽取各区的居民电话号码，由访问员依照号码逐个访问家庭户。调查问卷分A、B两卷，A卷调查受访者对广州治安状况、安全感状况、警方工作的评价，B卷调查受访者实际受侵害情况。访问员按照被访者答问填写A卷，若受访者本人在该年遭受过违法侵害，则继续询问B卷的问题，直至完成为止。调查访问广州各区（县级市）的不同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的市民，每次完成有效问卷在1200份左右。

      二、广州市近年公众安全感状况及特点

       （一）总体状况

        1.基本安全感。

        近几年，市民基本安全感呈“V”字形，2003年前后，在八成左右；2005年跌入低谷，之后逐步回升，2007年达到86.7%，为近年来最高（见图1）。

图1  受访市民的基本安全感（%）

 

       2.居住地安全感。

       市民在居住地的安全感，近年一直较高，2007年突破九成，达到91.1%（见图2)。

图2  受访市民在其居住地的安全感（%）

 

        3.主要场所安全感。

        市民在一些主要场所的安全感，近三年来有较大变化，出现程度不同的提升（见表1）。其中，升幅最大的是“火车站”，达34个百分点；升幅超过20个百分点的还有：“公交车站”和“繁华路段”，分别比2005年上升24.2和20.1个百分点；升幅较大的还有：“公交车上”、“娱乐场所”、“银行附近”，升幅分别为13.7、12.5、11.6个百分点。另外，“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安全感也分别比2006年上升了12.7和11.5个百分点。数据显示，2007年，三个具体场所的安全感超过九成，它们是：“办公场所”（92.1%）、“购物场所”（91.6%）和“地铁站”（91.4%）。

表1   受访市民在主要场所的安全感（%）

   

      （二）变化特点

       1.近年公众安全感起伏较大，但总体仍处于一个较高水平。

       近年来，广州市公众安全感发生了较大变动，下降和提升最显著的两年，幅度在10个百分点左右。但即使在2005年的低谷时期，基本安全感仍达到69.9％。这与国内外同等城市相比，处在一个较高水平。

       2.与治安评价的变化相比，公众安全感相对稳定，波幅有限。

       市民对治安的评价变化剧烈，满意度变动幅度最大时近20个百分点，且趋势与违法犯罪的走势非常贴近。公众安全感起伏虽然也较大，但与治安评价相比，相对稳定，波幅最高时在10个百分点左右(见图3)。

图3  公众安全感与治安评价对比（%）

 

      三、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违法犯罪

       违法犯罪是影响市民安全感的根本因素。近年来，广州的违法犯罪经历了：总量上，从相对平稳到爆炸式增长，再到得到有效压制(见图4)；类型上，持续以小额侵财为主(见图5、6)；模式上，从较隐蔽作案到公开化，再重新走向隐蔽(见图7、图8)。

图4  受访市民受侵害情况走势图（%）（以2002年底为基数）

图5  “扒窃”和“盗窃”案合计占受侵害类型总体的比例（%）

图6  “随身钱财”、“手机”、“自行车”、“项链或首饰”等

合计占受侵害损失总体的比例（%）

 

图7  发生在白天的案件合计占该年违法犯罪数量的比例（%）

 

图8  发生在繁华路段、商场、公交车上和公交车站的

案例合计占该年违法犯罪数量的比例（%）

 

        违法犯罪的总量、类型和模式决定公众安全感大的走势，是解释变化的三个主要变量。

        总量方面，违法犯罪在一定限度内增长并不直接影响到公众安全感，而更多影响治安评价，如2003、2004年间，违法犯罪总量呈爆炸式增长，但安全感仍保持在八成左右，形成治安评价较低与安全感相对较高之间的矛盾。当总量突破一定范围，持续高增长得不到遏止时，才逐渐伤及安全感——2005年，“爆炸式”增长达到高峰，安全感跌入谷底。类型方面，从目的和动机看，违法犯罪有侵财的，也有害命的；从侵害严重程度看，有大型的和小型的。如果只是受到一些谋财类小型侵害，如丢失手机和自行车之类，市民只会觉得治安变差了，并不认为丧失了安全感；而如果遭受的是大型侵害，如家中被盗、肉体伤害等，则会直接影响安全感。数据显示，遭受小型侵害的市民，安全感仍接近八成，比受大型侵害的市民高出10个百分点(见表2)。2003、2004年间，违法犯罪虽然总量上呈“爆炸式”增长，但大多是小额侵财类案件。这些“小贼”、“毛贼”并没有根本上伤及安全感，这是安全感仍保持较高的重要原因。

表2  2007年不同受侵害情况市民的基本安全感对比（%）

 

    注：小型侵害是指损失“手机”、“首饰”、“随身钱财”和“自行车被盗”，大型侵害是指“肉体伤害”、“性伤害”、“汽车被盗”、“摩托车被盗”和损失“家中钱财”。

 

       模式方面，违法犯罪有隐蔽型和公开化之分，公开化表现在白天和公共场所公然作案。2003至2005年，广州治安急剧恶化，除“爆炸式”增长外，“公开化”作案是一个重要方面，发生在白天和主要公共场所的案件所占比例远远超出其他时期，悬殊时近20个百分点。公开化作案传播面广，影响力大，使市民直接感到身边案件迅猛增多，从而造成心理恐慌，认为犯罪分子有恃无恐，警方工作无力奈何。2005年，违法犯罪不仅增长达到高峰，而且“公开化”也达到高峰，以致安全感跌到了谷底。2006年后，警方控制了白天和主要街面，公开化作案得到有效压制，虽然违法犯罪总量仍高于2002年，但“公开化”比例较之已降低，这是2007年安全感升至近年最高的原因之一。

        以上分析表明，违法犯罪引发了公众安全感的变化：案件持续以小额侵财为主是支持安全感总体较高的原因，公开化作案、“爆炸式”增长是拉低安全感的主要因素。

        相关分析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影响：对治安状况越满意的人，其安全感越高(见表3)，对治安的评价与安全感的相关系数在0.53以上(见表4)，二者相关性较强。

表3  对治安状况持不同评价人群的基本安全感对比(％)

 

表4  市民对治安状况的评价与其安全感评价相关的Gamma系数

 

       （二）社会防控

        市民安全感不仅取决于对治安状况的研判，也取决于对社会控制和保护能力的研判，是二者的平衡。2003至2005年间，广州违法犯罪总量呈“爆炸式”增长，但公众安全感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滑落，另一重要原因是公众对社会防控能力的研判和信心。

       社会防控包括政府和警方对违法犯罪的打防，以及社会力量采取的防范措施。?

政府和警方的防控是主力。调查发现，对警方工作评价越高的人安全感也越高（见表5），对警方工作的评价与安全感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44以上（见表6）。

表5  对警方工作持不同评价人群的基本安全感对比(％)

 

表6  市民对警方工作的评价与其安全感评价相关的Gamma系数

 

       警方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作力度，二是工作模式，二者对安全感均影响显著：2007年，公众安全感升至近年最高，很大程度归功于警方工作力度的加大和工作模式的转变。近几年，广州警力每年数以千计增加，至2007年，全市民警人数达到近3万人，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政府还出资组建了1万名专职治安员队伍，用于加强社会面防控；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机制和措施，如：加强出租屋管理、组建便衣警察队伍、“禁摩”堵绝“飞车抢夺”、大规模建设治安视频监控系统、深入开展各种专项整治行动等，不仅有效压制了违法犯罪，迅速扭转了治安形势，而且极大提升了公众安全感。市民对警方的工作及采取的措施给予了肯定和认可(见图9)。?

        社会力量采取的防范措施对改善安全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调查显示，“住所是否有保安”影响很大：“有保安”的居住地安全感比“没有保安”的高出近10个百分点（见表7）。市民在一些社会控制严密的地点，如：办公场所、商场、地铁等，安全感达到九成以上，大大超过偏僻内街、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控制弱的地方（见表1）。

表7  不同住所的市民在其居住地的安全感对比（%）

 

       市民认为改善治安最重要的措施，排前两位的：一是“增强警力”，二是“加速巡逻”（见图10）。可见，社会防控越严密、管理力度越强，安全感越高。日常生活的周围，多一个警察，多一个岗亭，多一个治安摄像头，会使市民多一份安全感。

图９  2007年受访市民认为各项治安措施“效果好与较好”的比例（%）（多选频率）

图10  2007年受访市民认为改善社会治安最重要的措施（%）（多选频率）

 

      （三）信息传播

       违法犯罪的增长会使更多的受侵害者加入安全感降低的行列，但一个社会，受侵害者毕竟只占少数，为什么整个社会的安全感也随治安状况恶化而降低呢?信息传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对于受过侵害的人来说，安全感评价主要受个人受害经历影响，而更多的普通市民，其研判主要来自所获相关信息。调查发现，遭受过侵害的市民，其基本安全感比没有受过侵害的市民低了近10个百分点(见表8)；在一些具体地点受过侵害的市民，其在对应场所的安全感也明显低于其他市民(见表9)；那些没有受过侵害的市民认为“不安全”或“不太安全”的主要原因是：“时常听说有人受到不法侵害”(67.2％)和“亲眼目睹了犯罪发生”(58.6％)。“媒体上报道的违法犯罪案件”被选比例仅37.9％(见图11)。这表明，口耳相传、耳闻目睹比传媒报道影响更大，当新闻报道与切身感受相结合时，影响才变得更为突出。

        有趣的是，普通市民的安全感还受心理习惯的影响：调查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城中村的治安不好，只有62.0％的受访市民认为那里“安全”、“比较安全”或“一般”，而住所在城中村的市民持这一评价的比例却高达92.0％。这反映，对一些具体场所的安全感评价，明显烙有长期刻板印象的痕迹。

图11  2007年没有受侵害经历的受访市民认为“不安全”或

“不太安全”的主要原因（%）（限选三项）

      （四）市民自然生理状况

       近几年调查数据显示，不同特征人群的安全感状况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男性的安全感高于女性，二是六十岁以上老年人的安全感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市民(见表10)。收入、职业、学历等群体特征对安全感的影响并不明显。

表10  不同自然生理状况人群的基本安全感对比(％)

        以上我们分析了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主客观因素，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因素的显著性：

       在选入变量标准p=0.05和剔除标准p=0.10的水平上，以“安全感”为因变量，以“治安评价”、“警方工作评价”等十五项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治安评价”、“警方工作评价”、“居住地治安状况评价”、“性别”、“居住地治安状况好转评价”等五项指标对“安全感”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见表11)。

表11  多元回归分析主要指标值(％)

a  Predictors：(Constant)，治安评价

b  Predictors：(Constant)，治安评价、警方工作评价

c  Predictors：(Constant)，治安评价、警方工作评价、居住地治安状况评价

d  Predictors：(Constant)，治安评价、警方工作评价、居住地治安状况评价、性别

e  Predictors：(Constant)，治安评价、警方工作评价、居住地治安状况评价、性别、居住地治安状况好转评价

 

关于安全感的影响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模型：

 

       三、结论与启示

       安全感是生活在一个地方，对自己人身和财产是否受保护的直接感受，是对可能被犯罪伤害的预期和预感。影响安全感的因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是违法犯罪(总量、类型和模式)，二是社会防控能力，尤其是警方工作的力度和工作模式。违法犯罪的伤害力和影响力直接冲击市民心理感受，但是否最终导致安全感丧失，还要看市民的承受力。市民承受力与自身境况及心理研判有关，心理研判包括对治安形势的研判，也包括对社会保护能力和程度的研判，它受信息传播和心理习惯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有两点启示：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既要有力打击和预防犯罪，也要重视公众安全感的提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减少犯罪和伤害，提升群众安全感。这两者有关系，但不等同。不能用违法犯罪的减少等同于安全感的增强，也不能用安全感的上升掩盖违法犯罪的事实。从一个社会看，受违法犯罪伤害的永远是少数，保障和提升安全感则关系到每一个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针对这两个方面展开，既注重打击和预防犯罪，也重视提升公众安全感。

       第二，改善公众安全感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需综合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和工作艺术。

       预防和打击犯罪有其规律和特点，保障安全感也有其规律和特点，政府和警方在提升打击和控制能力的同时，还要重视改善安全感的能力和工作艺术。在实际工作中，既注重对犯罪的全面压制，也注意对影响安全感的主要犯罪类型和模式进行打击；既要确保对大案、要案和公开化作案的强有力打击，也要提升影响公众安全感的防控措施：要加装摄像头，要向市民提示，对岗亭、治安员巡逻要增加力度，要制度化；要加强警方与受害人及市民的沟通联络，多举办一些有效的演习、示范，以及提升警方威慑力和公信力的活动。

                                        （广州市公众安全感研究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