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社会心理与情绪十四年研究

       作为独立的社会舆论和民意调查机构，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自1990年以来每年进行一至两次关于广州市民社会心理与情绪的问卷抽样追踪调查，至2003年已有14年，共26次。长年追踪调查市民对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在国内非常罕见，是珍贵的见证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资料。通过追踪调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市民对广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主要方面的评价以及评价的变动趋向，从而把握广州市民不同时期的社会情绪特征，并从市民关注点和关注问题的变化的角度，反映社会发展变化以及政府工作的基本轨迹。

       一、研究范式

     （一）市民社会心理与情绪研究的基本假设及指标体系

       所谓“社会心理与情绪”是指市民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日常生活、个人价值取向等四大方面的评价。市民对于上述四大方面的评价构成了当下社会心理和情绪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社会心理与情绪被直接界定为市民生活的主观反映，其复杂的结构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调研的重点。

       每一大方面又由若干指标构成，具体来看，经济发展包括广州总的经济发展、市场供应、市场秩序、物价水平、消费品质量、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电力、生活用水、煤气供应等主要指标。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包括广州的国内地位和对外交流、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公共交通、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文化娱乐、教育、体育、新闻、医疗保健、民主建设、政府廉洁、社会治安等主要指标。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经济生活和日常社会生活两部分，前者有收入、挣钱机会、就业、住房、福利、看病就医状况，后者有工作、业余生活、人际关系、社会地位(经济、社会、安全)等主要指标。个人价值取向有金钱、爱情、婚姻、家庭、身体健康、物质享受、事业发展、社会责任、国家富强、为人民服务等指标(见图1)。

 

     （二）市民社会心理与情绪的调查、研究方法

       整个调查采用问卷抽样方法进行。问卷基本多年保持稳定，对于个别指标每年进行微调。抽样方法早年采用滚雪球式的非随机抽样方法，从2000年开始，即采用严格的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第一阶段从广州十二个区(市)抽到街道，第二个阶段抽到社区居委，第三个阶段到户。样本量基本保持500户左右。每次调查严格按照规范的操作方式，数据结果全部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分析。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每年向社会发布与前两年进行比较的调研报告。

       二、广州社会心理与情绪十四年的基本轨迹

     （一）市民社会心理与情绪是整个社会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

       十四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市民对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各方面的评价直接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是社会跳动着的脉搏的直接写照。可以说，社会的变迁，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社会、城市发展方面，也不论是社会重大事件，还是社会的重大改革，始终都在市民的满意度上得到表现——给市民带来各方面利益和实惠的，则获得市民的肯定认可，对于市民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不论暂时还是长久的，都会被市民否定；对于社会的影响面越大，影响越深，市民的关注度就越高，例如，通货膨胀、住房改革、国企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都一度成为市民常年关注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握市民的社会心理和评价，也就是把握主流的民意。民意的轨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发展的轨迹。

 

       （二）市民社会心理与情绪在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分析这十四年来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这些年广州市民的社会心理与情绪在三个不同阶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市民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物价、社会治安、房改等问题。在市民最期望政府予以解决和改善的经济问题中，物价问题从1990年至1996年一直居于前三位；在市民最期望政府予以解决和改善的社会问题中，社会治安从1990年至1994年处于前两位的位置；住房状况则是市民最期望政府解决的个人生活的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经济过热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水平涨幅过快对于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较为明显。住房改革即将启动对当时市民住房观念和生活的冲击比较大。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自然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中后期，市民的关注点转移到城市交通、环境保护、市容卫生、国企改革等领域。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家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成功实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物价涨幅持续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市民对物价的满意度不断回升。但在城市和人口急速扩张中交通堵塞日趋严重，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市民对于交通不畅、城市“脏乱差”意见很大。市内交通从1993年至1996年连续成为市民最迫切期望改善和解决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环境保护在1997年和1998年成为市民最关注的第二大社会问题。此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不少效益不佳的企业关、停、并、转，国企转制、下岗和离岗影响到不少的家庭，国企改革问题在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两年入围市民最关注的五大热点问题。整个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热点很快就反映到市民的评价和社会心理中。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末、新世纪初，就业、社会保障、看病就医、廉政建设等成为市民关注的新的热点问题。从1997年开始至今，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取代物价问题，一跃成为市民最期望政府改善和解决的两大经济问题；从2000年开始，医疗保健、政府廉政建设成为前五位市民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

       市民社会心理与情绪十多年的轨迹表明，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方面市民的需求已经发生一定的变化，从基本生存的需要转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廉政等高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高速发展之后仍然面临就业、社会治安这些最根本的问题。这表明如何让民众在经济增长中得到真正实惠，需要树立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发展观参见任仲平2004年1月12日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升华》的有关观点。

      三、市民对经济、社会发展评价的典型指标及市民价值取向特征

    （一）市民对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的评价

       广州经济近十多年一直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通过市民对于经济发展的四个主要指标——总的经济发展、市场供应、物价水平、劳动就业的评价及其变化特点，我们能够进一步理清经济发展在市民社会心理与情绪中具体体现，分析主流民意的内涵。

       1.市民对总的经济发展指标的评价变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现在，广州经济建设的步伐一直很快，充满活力。例如，1992年和1993年广州经济增长率分别高达23.26％和23％。199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实施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广州经济步入调整，1994年，广州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为18.83％。从1996年开始，广州经济增长趋于平稳，保持在二位数以上，市民对广州经济发展的满意度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1991年为58.3％，2002年上升到最高的69.6％，而2003年达到66.4％，在各项经济发展的指标中居于前列。其中，由于1994年国家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调控政策，市民对经济发展的满意度在1994年首次出现下降，为62.6％，1995年继续下降，为58.3％。到了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广州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经济发展的满意度在当年下半年出现下降，直到1999年下半年开始回升，此后一直持续微升(见图2)。

       结合另一个指标即市民对广州的国内地位的评价，其满意度在1990年以后基本呈上升趋势，虽然在1994年市民对于广州国内地位的满意度下降，为58.8％，跌至谷底，但随后迅速上升。说明广州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同市民对于广州城市地位的自信心增强相呼应。

       市民对广州总的经济发展的评价和对广州国内地位的认可随经济增长的快慢而有变化，但总体上这两项指标满意度的排位一直处于前列。这一基本特征说明市民对于广州城市经济发展和地位是满意的。

       2.市民对市场供应指标的评价变化。

       十几年来，广州的市场供应一直是市民最感满意的经济发展指标之一，市民的满意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但在1994、1995年，由于当时物价水平涨幅大，尤其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粮油肉禽蛋菜的价格居高不下，给市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造成市民对市场供应的满意度有所下降，从1993年的80.6％下降到1994年的78.2％和1995年的70.6％。物价涨幅回落后，市民对市场供应的满意度也开始回升，1998年的市民满意度达到86.9％的最高点，后来稳中略降，但满意度仍然保持在八成左右。由此可见，广州市场形成大商业、大流通的繁荣格局，商品供应充足，市民购物方便，使得了市民对于市场供应的评价常年居高。

        广州的市场供应一直受到市民充分肯定，但市民对消费品的质量的评价则欠佳，尽管近两年市民的满意度有较明显好转，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1997年前市民满意度一直在10％左右波动，自1998年开始上升，到2000年为20.3％，2002达到28.9％，2003年达到36.1％，有较大提高。但假冒伪劣产品仍充斥市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了市民对消费品质量的评价。1995年以来，消费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时入围市民关注的五大经济问题。

        广州名牌产品的市场地位、服务态度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几项指标的满意度近几年呈小幅上扬，但总体上仍然不高。与广州著名商都形象形成一定的反差(见图3)。

图3：1990年以来市民对广州市场相关指标的满意度(％)

       3.市民对物价水平的评价变化。

       由于1992—1993年全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积累，到1994年，全国物价上涨的总水平已超过20％，引起广州市民的强烈不满和担忧。1992—1994年，市民对物价水平的满意度不断下降，从1992年的21.3％下降到1994年7.4％，两年时间的降幅为13.9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在1994年是市民最为不满和关注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1994年的物价水平是影响当时市民社会心理与情绪稳定的最主要经济因素。

       国家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一系列强而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使得近四年来的物价涨幅持续回落，物价逐渐趋向稳定。到1997年，物价涨幅已控制在2.5％左右。进入1998年，物价仍持续低位运行。与此同时，市民对物价的满意度也越来越高，从1995年开始回升，由1994年的7.4％上升到12.7％，到了1998年，物价水平的满意度比最低的1994年上升了42.1个百分点，达49.5％，超过了对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国企改革、收入差别等指标的满意度，而对物价表示不满的人仅占15.9％。市民对物价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断下降，到了1998年，物价的受关注程度排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国企改革、收入差别等问题之后，位居第七，1999年的满意度突破五成后，2000年和2001年又有小幅下降，在2002年，增幅8.1个百分点，达到最高点56.6％。

        但进入2003年以来，广州与全国的一样，部分农产品和粮油产品出现一定幅度的涨价，市民对于物价水乎的满意度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可以说，物价水平的市民评价是市民对于经济波动的心理与情绪反应的典型指标，立竿见影(见图4)。

图4：1990年以来市民对物价水平的满意度(％)

 

       4.市民对于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收入差距的评价变化。

       就业环境的好坏受宏观经济环境的直接影响。1992—1993年，经济发展迅猛，开始构筑市场经济的体系，新的行业、新的就业机会不断涌现，社会就业机会充足，挣钱机会增多。这两年市民对劳动就业的满意度有较大幅度上升，从90年代初期的不超过20％，到1992—1993年市民的满意度均在30％以上。1993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铁饭碗”被打破，一些人下岗失业，市民传统的就业观念受到冲击，劳动就业的市民满意度逐年下降，从1992年的31.9％逐步下降到1998年的历史最低点8.3％，7年间降幅达23.6个百分点，在政府加大再就业工作力度，提倡发展多种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条件下，满意度近几年略有上升，但增幅不大，而且满意度非常低。

        交叉分析表明，目前各年龄层的市民对广州的就业环境的不满程度差别不大，不满意的人的比例均在40％～50％之间。其中，又以40～59岁的人对广州的就业环境的满意度最低，满意度均不超过5％。这一部分人中下岗、待岗、失业的人较多，又面临参与社会竞争、再就业受自身条件限制的压力，因此对目前广州的就业环境最缺乏信心。

       从1997年开始，社会保障被列为追踪调查的指标。同就业问题一样，社会保障成为近七年来市民最为关注和最不满的问题之一，但趋势是上升的，如1997、1998、1999、2000年的市民满意度分别为10.3％、12.4％、12.5％、12.8％，以后，市民的评价逐步提高，2001年的满意度为15.6％，2002年的满意度上升到17.3％，2003年突破两成，达到23.5％。面临退休或刚退休的50～69岁之间的群体对目前广州的社会保障的不满最为强烈。改革的不断推进导致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深刻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过程中同时使得不少人未来命运更加不确定，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的安全网刚刚起步，正在完善的过程中，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的需求，所以成为市民不满的焦点。应该说，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们社会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收入分配实行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法。由于社会的分配机制的不完善，以及事实上存在不同群体、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现象，导致市民在收入差别方面出现心理失衡。十多年来的调查表明，市民对收入差别的满意度一直较低，不超过11％，不满意的比例居高不下，可见市民对收入差别不满情绪非常强烈。如果这种情绪长期得不到改变的话，其后果将危及整个社会的和谐根基(见图5)。

图5：近几年市民对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指标的满意度(％)

 

       总之，在市民对经济发展的评价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即城市的经济发展、市场供应、物价等获得市民较高程度的认可，但就业、社会保障和个人收入等方面获得的评价很低，市民的意见集中，迫切要求政府予以解决和改善，这一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在发展的问题上，民为本十分重要。政府部门的发展观和社会政策需要根据民意进行调整。

     （二）市民对广州社会发展的评价变化

       这十多年广州的社会发展是比较迅速的，我们从以下指标如城市建设、教育状况、新闻事业、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来分析市民对于社会发展的评价变化及其原因。

       1.市民对广州城市建设的评价变化。

       这十几年广州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总体来看，市民的满意评价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不满意度逐年下降，具体可以从市政建设、市内交通、市容卫生、城市规划、公用事业等指标的满意度或不满意度来分析。

       1990年以来，解放大桥等4座跨江新桥、地铁一号线、内环高架、外环绕城公路及华南干线等一批新路、高速公路相继建成，城市改观明显。市政建设的满意度一直都在40％以上，1995年的满意度曾经达到59.3％。到了1997、1998、1999年，由于市政建设战线过长，一些工程施工，挖路不止、高架桥穿插居民区造成噪声污染、行人过马路难等问题相继出现，影响了市容、交通，导致市民对市政建设的满意度下降。从1999至2001年三年间，随着“内环路”的完工，“一年一小变”工作的推进，“三年一中变”的完成，市民对市政建设的满意度缓慢回升，到2002年显著增长，达到57.6％(见图6)。

图6：1990年以来市民对广州市政建设的满意度(％)

 

       广州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尤其外来人口增多以及机动车迅猛发展构成一个突出特点，使得城市道路交通压力很大。近10年来，广州市的机动车数量以年平均20.45％的增幅递增，但全市公路总通车里程年平均只增长2.35％，车与路的矛盾日益突出。加上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广州交通紧张，“塞车”一度成为市民出行最烦恼的问题。在90年代初期，市民对于市内交通的不满程度一直较高，1993年达到79.8％，为历年之最。此后，广州大力整治交通，市内交通的不满意度开始下降。1994年降到69％，此后随着内环路及其他大型市政建设的完工，市内交通的不满意度基本呈下降趋势，到了2002年，不满意度已降为24.7％，2003年不满意度为24.3％。10年时间，不满意度下降了55.5个百分点(见图7)。

图7：1990年以来市民对市内交通的不满意度(％)

 

       市容卫生指标是1996年开始列入追踪调查范围的。从1996年至1998年，市容卫生的不满意度呈上升趋势，成为市民意见最大、最关注的五大社会问题之一。1999年以后，随着广州“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工作的推进，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城市监管工作，整治乱摆、乱放，实施“穿衣戴帽”，市容卫生有了明显改观，市民的不满意度大幅下降，从1998年的60.7％降为2002年的20.9％，2003年略为上升到25.4％，市民的不满下降明显(见图8)。

图8：1996年以来市民对市容卫生的不满意度(％)

        城市规划从1997年开始列入调查指标，追踪调查发现，市民对广州城市规划的评价明显上升。1997至2000年市民对城市规划的满意度均在35％以下，从2001年开始，市民的满意度大幅度提高，到2003年满意度达到56.4％。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民对于城市建设的成效的认可(见图9)。

图9：1997年以来市民对广州城市规划的满意度(％)

 

       实际上，广州城市建设还可以通过市民对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用事业的评价变化得到印证。以电力、生活用水和煤气供应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居民的满意度迅速上升，在七成左右，甚至超过八成，成为近年稳居前列的经济发展指标。广州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发展受到市民肯定，我们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见图10)。

图10：市民对广州水、电、煤气供应的满意度(％)

 

        这些年广州电信业高速发展，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已成为市民的生活必需品，以电脑网络为基础的电子信箱、因特网等业务进入普通家庭，市民给予比较充分的肯定，满意度名列前茅，隔几年便出现跳跃式增长。这也是城市建设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见图11)。

图11：市民对广州电信事业发展的满意度(％)

       2.市民对教育、新闻、医疗的评价变化。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新闻、文化以及医疗的发展。

       追踪调查表明，广州市民对教育状况的评价逐年稳步上升，1990年满意度为24.6％，到2002年满意度上升为46.8％，2003年满意度达到49.7％，14年的升幅为25.1个百分点。应该说，在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条件下，政府加大教育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教育规模和水平都获得长足发展，人们受教育机会增多，城市教育状况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市民肯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教育状况的满意度仍居于中游，与部分存在学生入学难、乱收费以及招生中不正之风等现象有关，教育事业的发展仍需要继续努力(见图12)。

图12：1990年以来市民对广州教育状况的满意度(％)

 

       这十多年，市民对新闻报导评价的向上趋势比较明显，其中，1990年市民满意度为40.9％，1995年市民的满意度达到58.3％，2003年达到61％，为历年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新闻事业比较贴近民生和现实，在激烈竞争中发展较快的状况(见图13)。

图13 ：1990年以来市民对新闻报道的满意度(％)

 

        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医疗保健越来越为市民所重视，在市民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从1990年至2003年，市民对医疗保健的评价基本呈下降趋势，1990年市民的满意度曾经达到一个高点，为35.1％，但从1991年开始，直到1998年，市民对于医疗保健的满意评价在28％～20％之间波动。而且，在1999年至2001年期间，市民的满意度连续三年低于20％，尽管从2002年开始，市民对于医疗保健的满意度提高了，但市民对它的关注度也大大提高，连续三年成为市民最期望政府解决和改善的迫切问题(见图14)。

图14：1990年以来市民对医疗保健的满意度(％)

 

       究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概括，一方面医疗水平、医疗服务与市民日益增长的要求仍有相当距离，看病贵和医院红包现象引起市民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医疗方面的社会保障还不健全，市民对因病致贫和将来医疗保障方面的担心成为突出的问题。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医疗保障问题是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3.市民对环境保护、社会风气、社会治安状况的评价变化。

       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遭到破坏为代价，对于这一点，市民有清晰的认识。在广州的发展过程中，环保问题一度成为市民关注和不满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城市的发展忽略了环保的重要性，市民对环保的不满意度在逐年上升，从1992年的53.8％上升到1997年的66.1％，从是年起，保护环境连续4年成为市民最期望解决的社会发展五大问题之一。政府也认识到环保对于一个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环保，改善环境，推广使用无铅汽油、禁鸣喇叭、还绿于民的“绿化工程”等，有关环保的法规相继出台并得以贯彻和落实。市民对环保的不满意度在1998年出现下降，为56.0％，比1997年下降10.1个百分点，此后一直呈快速下降趋势，2002年不满意度为14.7％，2003年略有反弹，不满意度为19.1％，降幅超过30个百分点。环境的改善使得市民对环保的评价大大提高(见图15)。

图15：1992年以来市民对环境保护的不满意度(％)

 

       社会风气是一个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这十多年整个社会剧烈地转型，体制、观念、利益等社会碰撞不断，影响了市民对社会风气的评价。总体看，市民对广州社会风气的评价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以不满意度这个指标看，1990年至1996年在65.9％～54.7％之间波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随着改革继续深入，从1997年开始，市民对于社会风气的不满意度快速滑落，2002年以后降至四成以下，不满意度为33.5％，2003年为31.7％。市民对社会风气评价不断提高，表明市民对于目前社会发展的认可度在增强(见图16)。

图16：1990年以来市民对社会风气的不满意度(％)

 

       社会治安是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标志。追踪调查结果呈现出市民对于社会治安评价的两大特点，一是市民对于社会治安的评价逐年上升，二是社会治安始终是市民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90年代初，广州人口流动加快，治安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极大地影响着市民的安全感，治安问题日益为市民所关注。从1990年到1994年，市民对治安状况的不满意度逐年上升，1994年更高达81.5％，问题十分严峻，引起政府和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全社会加大力度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大范围“严打”斗争的开展，社会治安状况逐年好转，市民的不满意度逐年下降。到2002年市民对于治安状况的不满意度下降到五成以下，为43％，2003年为52.4％，远低于前些年。但从市民关注的焦点看，社会治安仍然是市民不满最集中的问题，社会治安工作任重道远。与市民对治安状况的评价的波动相一致，市民对流动人口管理的不满意度基本呈现出下降趋势。市民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的不满情绪增强，对治安状况的不满意度便上升，反之，市民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的不满情绪减弱，对治安状况的不满意度就下降。这种相关性对于改善社会治安和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见图17)。

图17：1990年以来市民对治安状况和流动人口管理的不满意度(％)

 

       概括起来看，这十多年市民对于广州社会发展和进步是给予肯定评价的，尤其对于城市建设、教育、新闻等事业的发展评价较高，对环保、医疗保健、社会风气、治安状况的评价改善明显，从民意评价的轨迹看，并不是经济的发展就必然导致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社会各项事业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政府有针对性地花大力气来抓，同时也说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目前市民的社会需求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仅关注社会治安问题，同时关注的领域延伸到医疗卫生、保健领域、司法公正和政府廉政建设领域。这一动向说明社会正处在深刻变迁之中，民意恰恰是社会变迁的比较敏感的指示器。

 

     （三）广州人十四年的价值取向特征

       尽管市民的价值取向会伴随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产生一定变化，但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追踪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广州人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见表1）。

表1：1990年以来广州人价值观测量指标的排序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大潮十多年的冲击下，广州人的价值观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现实、理性的，身体、家庭和国家构成了价值取向的最有力的三角支撑。

       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国家富强近几年一直稳居前三位。其中，从1990年以来，市民一直认可身体健康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个人的生命价值最受认可。家庭和睦的重要性在1994年以后一直处于第二的位置。除了1994年和1995年市民对于国家富强的认可度跌至第六、第五的位置以外，其他年份都稳居前三的位置。个人生命、家庭和国家，这种价值取向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家庭伦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价值观念的烙印。?

       婚姻、金钱和事业这些年基本处于第四至第六的位置。在广州人的价值取向中，由于长期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不再讳言金钱和物质利益，认为金钱和物质享受“重要”的人数比例逐年有所增加。市民对于个人发展、金钱和事业的认同，反映了一种现代的自我实现和追求物质的意识，人们已经接受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但同时，人们又兼顾家庭婚姻这种个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说明广州人的生活价值观是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为人民服务、承担社会责任两项指标的重要性一直排在后三位，这种倾向值得注意，说明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责任价值之间有矛盾。

       市民对于物质享受的认同度较低，在历年来的调查中物质享受一直排在十个测量指标的最后一位，表明广州人生活价值中，享乐不被重视。而对于爱情这个感情价值，其地位在广州人的心目中越来越低，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四、第五的位置逐步回落到目前第八的位置，从而形成一个矛盾的现象：重视家庭与婚姻，不重视爱情。

       四、社会心理与情绪追踪调查的作用与价值

       对广州社会心理与情绪的追踪调查至今已经进行了十四年，其作用和意义非同寻常，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把握社会主流民意

       中国社会这些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持续调整，但是，公众对于社会变迁究竟持怎样的看法、意见，有什么样的要求，即主流民意如何，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中，可以说存在了解信息和传达信息的盲区。虽然政府有关部门、社会有关机构和组织能够通过信访、投诉和座谈会等形式搜集到一部分民意，但以科学抽样调查方式，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民意，分析主流民意，不仅做不到，而且基本上没有主体来承担这个工作。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通过社会心理与情绪长年追踪调查，从市民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评价与变化特点，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了解什么是市民最满意的，什么是最不满意的，最关注什么，最期望解决什么问题，不同时期有什么不同特点，进而把握市民的基本诉求。可以说，十四年对于广州社会心理与情绪追踪调查的结果就是一幅清晰的关于广州社会主流民意及其变迁的图画。在现代社会，如果缺乏对于社会公众心理与情绪的认识，缺乏对于主流民意的把握，那将是十分可怕的。

       在调研中还发现，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的主流民意，十分重要。对科学调研方式进行探索，包括如何在抽样、指标体系的设定、保证调查实施的严格性以及数据分析等方面加以改进，使之更加完善，符合现代科学的方法，已经成为另一个重要课题。

     （二）促进政府科学决策

       了解社会心理与情绪，把握主流民意，其目的还不在于为了认识而认识，为了研究而研究，目的在于向社会尤其是政府决策层反馈信息，使政府了解主流民意的特点和要求，达到政府改进工作、推进科学决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了解民意，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民意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主流民意传达到社会决策部门，发挥其应该起的作用。

       在十四年的追踪调查中，实际上每一年的调研结果都及时反馈到了有关决策部门，很多成果促进了某项政府决策，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价值。比如，20世纪年代初市民对于物价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房改问题的不满和关注意见，就曾引起当时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为有关地方决策出台提供了有利的依据；又比如，90年代中期，市民的关注热点转移到城市交通、环保、卫生等领域，社会心理与情绪追踪调查又将这一特点加以反映。到了90年代后期，就业、社会保障、看病就医等社会热点、难点的新问题出现，调研结果再一次传送到领导机关。可以说，这种研究结果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跟踪群众的愿望和心声，反映主流民意的变化特征，为决策机关确定工作重点，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参考作用，这一功能是其他研究机构与课题无法实现的。

       政府决策不能离开主流民意，这是社会心理与情绪追踪调查的作用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正因为这一点，追踪市民心理情绪的变化，及时将有关变化特点向全社会反馈，这种桥梁作用和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民意中心今后将继续对社会心理与情绪展开追踪调查，继续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广州社会心理情绪研究课题组）